所以，尽管该学派在法的价值、功能等基本问题上提出了值得人们努力的方向，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更是一面激励人们努力追求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社会的旗帜，但是，由于该派的逻辑起点是先验的、无法用事实证明的假设，该派关于公平、正义、自由、人权等应是法维护的核心价值的美好设想就成了看上去令人向往，仔细琢磨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空中楼阁。

在法治的问题上，同时存在法治的形式观念与实质观念。因此，法理学就以后一种方式与政治理论和道德理论打交道，并且由于政治理论和道德理论是一般性的，这个法律理论也将是一般性的，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的关于法律(个别法)的理论讨论。

拉兹给出了精确的说明：法律的存在和内容就是个社会事实，它与道德或其他价值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或不稳定的。总结而言，由于抽象的符合只需要符合法律的存在，因此它可以将所有关于价值的讨论带入进来，并从中确定最佳的那个价值。[8]225-229当然，它们都不是终极的事实，因为法律的存在和内容还需要依赖于其他的事实[9]25-27，例如这来自立法机关的决定这个事实。但这个讨论仍然是重要的，因为生活在特定法体系或者具体法律制度之下的人们，他的权利、义务和法律所能提供的保护，都严重地受到那个法体系和具体法律制度的影响。所谓自然事实，指的是法律被当做水、老虎这样的自然现象，对这样的自然现象的讨论，就等于对其要素的讨论，例如水在要素上是H[，2]O、老虎拥有独特区别于其他动物的DNA等等。

最后，是一个包括交代下一步工作方向的结论。由于法律是什么这件事情(答案1)始终存在，法理学者就不得不对此给出看法。第42条规定： 合议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中国书评》是侧重学术的大型综合学术书评出版物，为海内外知识分子评介、探讨和批评学术论著及学术思潮的自由平台。这个关注点，既有别于西方人权的关注点, 也有别于当前国际人权运动的关注点。作者在农家访谈 在访谈中, 我感觉到, 即便是住进了瓦房、吃上了细粮的农人, 一谈起他们与政府的关系, 也往往一脸茫然。编者按：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项民权调查，留下至今仍需解读消化的学术思想和问卷资料。

另一方面, 乃是因为他们在现行的城乡差别制度框架里只因沾了一个乡字而成为极为特殊的公民。不过, 在有些地方, 这个苦 字已经有了新的涵义。

当然, 他们对公共权力的抱怨, 不再表现为从前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说的那种好得很的行动, 也不像近来在电视里看到的不满政府农业政策的法国农人所做的那样, 成群结队地把卡车横在巴黎的街头。《走向权利的时代》篇目及各位作者 从这种期待里, 又可以看出他们自土地改革以来经历了翻身做主人的狂喜与失落之后，正在重新萌发的对公共权力的权利意识。课题成果《走向权利的时代》出版，还在不意间成为我国学术本土化和规范化大讨论的启幕者。曾经在香港创办、出版、发行过两年时间。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顺着这样的思考，先探索一种阐释公法权利生成的一般理论模型，然后对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民公法权利生成的过程和条件作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和解释。那么, 乡民所期待的社会成员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合理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农人究竟在什么意义上需要公共权力？他们能够和应该对公共权力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我们通常热衷讨论的民主、自由、平等真的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有关系吗?他们对公共权力所持有的愿望和要求怎样才能转化为权利, 而且是转化为能够诉诸于法庭的实在权利？还有,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变迁究竟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引发了乡民权利的生长呢？ 这些问题，把我从对农人权利现状的记录和叙述，拉回到对社会成员与公共权力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公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一般原理的思考。（原载《走向权利的时代》第五编,《读书》2000年第4期） 进入 夏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权 乡民社会 权利 。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 而且是一种政策身份。

因为这些特征中的绝大多数乃是一切人类、一切人类社会或其某一阶段所共有的现象。每当走进放着电视机而电视机旁有畜禽游荡的新瓦房, 每当在贴满普法标语的村委会办公室与那些对接待从城里或从上边来的人明显不耐烦但又旁征博引中央文件和邓小平理论、说得头头是道的村干部交谈, 我总不免先要与自己从某些书里读来的乡土中国的概念打架。

在乡村所做的有限的访谈使我认识到, 现在的中国乡村社会, 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所谓差序格局、礼俗社会、伦理至上、亲缘核心或 阶级关系 一类的概念来描述的。这种权利意识预示着一个悄无声息但惊天动地的变化, 这就是, 在乡民与国家、政府和其他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框架里, 乡民依托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开始曲折地使用权利语言来表达他们的需求、愿望和主张。

乡下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也是最被人瞧不起的。尤其在经历了十五年的改革后, 他们的能力、财富、智识、行为、地位、身份和喜好，已远非昔比。可以说, 中国最重要的公民权利, 当是乡民的权利。这种身份紧张，会随着乡村改革的深入，既表现为、也加剧着乡民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紧张, 并因此使乡村不仅成为经济改革的策源地, 而且成为政治改革的策源地。那些描述深深印在中国和外国的许多学人 (包括一些像我这样本来在乡下长大的后辈学人)的脑子里。从这些关于不合理的诉说里, 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建构一种自己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合理关系的期待。

他们只是在炕头给你摆出一件件不合理的摊派、一项项不合理的负担、一次次不合理的干部调配、一桩桩不合理的案子。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化与传统之关系的讨论, 倘若继续援用这些描述，来说明时下的中国乡村还如何乡土, 如何传统, 便难免有些荒谬了。

其实, 细细想来, 那些关于中国乡村和农人的性情、脾气、爱好、习俗和社会规则的描述虽然生动晓畅, 但是, 倘若作为有别于西洋的中国本土特征 , 就未免夸张了。近年来，这面历史镜像开始被重新阅读（参见郑戈：《知青年代或许正在终结，但知青态度仍在延续》）。

我希望这样的探讨，不论是对于权利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还是对于从权利角度重新理解近些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尤其是认识中国走向法治的历程，都是有意义的。一方面, 他们由衷地感谢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 另一方面, 他们对当地政府的感受又是一副苦不堪言的模样。

在香港出版的《中国书评》书影。这个研究项目给了我重访乡村的机会。《走向权利的时代》1995年4月初版，2014年12月被评选为1978—2014影响中国的十大法治图书 二十世纪初, 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接触的边缘上, 一些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的乡村社会, 矢志于乡村建设, 并对乡村社会的传统特征做了许多的描述。遗憾的是，学术争论似乎也在不意间冲淡了公民权利这个时代主题的隽永与冷峻。

我之所以称他们为乡民, 一方面, 是因为他们不仅在法律上都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资格, 且懂得不少关于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的知识。感谢有关人士提供图片资料。

他们淳朴实在而又感觉敏锐、思想活跃。这里刊登当年夏勇先生写的《乡民的权利》（附调查手记《农民的权利要求》）和邓正来先生写的书评《中国人权利发展研究的理想与现实》，以飨读者，并聊以纪念那个似远还近的时代，纪念邓正来先生。

这种特殊身份，使乡下人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和城里人很不相同。我们知道, 至少从本世纪初以来, 中国人就开始告别传统社会, 并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现代的制度。

它似乎不再是贫苦, 而是富苦了。中国最重要的人权, 当是农人的人权。农村 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 而且是一个政治概念。所以，研究中国公民的权利发展, 若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就该特别关注乡民的权利。

现在的农人, 也早已不是费孝通先生多年前所描述的土头土脑的乡下人, 当然也不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人所经历的某些制度甚至还超越了现代。

一年来, 我走访了十余个村子, 询问了、也记录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这种状况在二十世纪也没有多少改变。

他们与乡村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因此需要重新加以考虑。农人远离政治, 却又与政治有最直接的干系。